每一方水土，皆有其钟爱的文化经典。有些经典看似大同小异，但往往正是这细微的差异背后，隐藏着鲜为人知却又意趣横生的故事。它们不仅能解开你萦绕半生的疑团，更能让人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中，生出万千感慨与联想。

   2026年6月9日，中国作家协会白庚胜副**等文化名家结束了赴“样式雷”故里之约的调研采风。我礼送白**、孙淑玲教授、王谨老师、叶建华**、翟海潮秘书长等文化名家，途经庐山，一路向北，抵达湖北黄梅县。

   黄梅县是王谨老师的故乡，在这里，他的身份是双重的，既是客人，也是主人。于是由县委宣传部把我们安顿在东山脚下五祖镇的“问梅山庄”下榻。山庄依山就势，隐于梅林与稻田之间，远离城市喧嚣，建筑风格自带唐风宋韵，故得名“问梅”。居于此，可享古风之静谧，可感今雅之恬适。当晚，县委宣传部与县文联特意为我们安排了黄梅戏专场演艺，让我们饱飨了一场视听文化盛宴。

   其实，我对黄梅戏知之甚少，心中也曾萦绕着一个疑问：黄梅明明在湖北，黄梅戏怎就跑到安徽安庆去了？直到这次亲赴黄梅，观摩演出，游览非遗广场，白**在6月10日晚上，面对众多黄梅戏爱好者的即兴演讲，才为我解开了谜团。

   原来，黄梅戏的源头正是湖北黄梅县的采茶调。早在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，黄梅一带水患频发，因与邻省安庆地区仅一江之隔，大量灾民便顺着长江或陆路逃往地势较高的安庆。为了谋生，灾民们将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黄梅采茶调、民间小调编成简单的故事，在农闲或灾年外出卖唱乞讨。这种“以歌代乞”的形式，成了黄梅戏向外传播的最初动力。

   当灾民在安庆定居或频繁往来后，这种艺术形式也迎来了蜕变：一是形式上升级，从最初的一人清唱、两人对唱，逐渐发展为有简单化妆、有角色分工的草台班子；二是内容上本土化，艺人们将安庆当地的方言与民间故事融入剧目；三是语言上转化，为迎合当地观众的听觉习惯，舞台语言逐渐全面采用安庆话；四是声腔上融合，吸收了安庆民间音乐、青阳腔等元素，使唱腔脱离了原本的粗犷，变得更为委婉动听。正如白**所概括：“黄梅戏源于黄梅，长于安庆，成于全国。”

   这番溯源，不由让我联想到家乡的永修“丫丫戏”。与黄梅戏一样，“丫丫戏”也是**级非遗保护项目。二十年前，永修县采茶剧团张振红团长邀我参与“丫丫戏”的挖掘整理与非遗申报。在发源地滩溪镇实地采风时，我发现它最初的形态也是“以歌代乞”，与黄梅调如出一辙。

   永修自古水脉纵横，赣江、修河、潦河等水系交织，但旧时堤防脆弱，洪患肆虐。老百姓苦不堪言，只得背井离乡，陌路求生。沿途乞讨中，有的大人便唤上丫头（女儿）卖唱。女孩家识字少、见闻窄，只好以永修方言和着原有的北调、南调、湖调，夹杂平日脱口而出的拖山歌、田歌、哭嫁歌、童谣等，伴着随带的锅碗瓢盆奏乐而唱。于是，一种唱腔粗犷、婉转凄美的曲调，便在逃难的路上渐渐蔓延开来。

   灾后返乡，日子渐丰，滩溪的丫头们首先想到凑在一起组成戏班。每逢吃新、做寿、乔迁、婚娶或传统佳节，便在本地搭台演出。起初只是自娱自乐，但随着影响的扩大，其他屋场也生出了文化跟进的意识。凡遇时节旧俗，必请“丫丫”戏班在祠堂土坪唱闹三天三夜方罢。这种浓郁的乡土文化深受百姓喜爱，此后各地“丫戏”班如雨后春笋，马口、艾城、柘林、吴城均先后组建戏班。至清朝中期，“丫戏”班业已盛行，并受交界邻县约请演出，形成了文化氛围浓厚的永修原声乐社戏特色。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“丫戏”。客观的说：就如没有严凤英便没有如今的黄梅戏一样，如果没有张振红，便没有今日之永修“丫丫戏”。

   世间风雅艺术，皆自苦难烟火中来。当乡土悲歌在岁月中流播成非遗经典，这片滋养民间戏曲的黄梅大地，更藏着一份悄然扎根泥土、静心修行的千年禅韵。这次我的黄梅之行，是受王谨老师的诚邀而来，他想让一个小县作家走得更远。王谨老师虽久居京城，但对家乡名胜了如指掌。他先领我们踏上东山的五祖寺，当白**从方丈口中得知四祖寺也在黄梅境内时，便兴致盎然地要去游览。

   去四祖寺要路过一座唐代古建——灵润桥。这是一座横跨寺前溪流之上的石拱桥，全部采用唐代原生青石堆砌，无砂浆粘合，全靠石材咬合搭建，与赵州桥营造工艺几与相同。桥下清泉常年流淌，桥身石壁上还留存着唐宋文人的摩崖石刻，一笔一划，皆是千年前古人留下的岁月印记。

   四祖寺坐落于双峰山两山夹缝之中，左右山峰对峙，山势环抱。它背靠大别山余脉，面朝长江支流，依山傍水，自古便是修行圣地。古寺始建于唐朝武德七年（公元624年），距今已有1400年历史，开山鼻祖为禅宗四祖道信大师。在四祖寺建成之前，早期的禅宗僧人一直沿袭古印度的修行方式，居无定所，四处云游乞讨，没有固定的修行场所与稳定的生活来源，佛教发展受到极大限制。直到道信大师来到黄梅双峰山，做出了一个改变中国佛教千年格局的创举——开创“农禅并重”的修行制度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僧人不再外出乞讨，而是自己开荒种地，自给自足；白天劳作，夜晚参禅。有了固定的修行寺院，禅宗才真正扎根于中国土地，从此，中国才有了第一座专业化、规范化的禅宗丛林寺院。

   这不禁让我想起永修云居山上的千年古刹真如禅寺。该寺创建于唐宪宗元和初年（公元806年），此后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及民国，直至虚云大和尚住锡云居山，再到如今的一诚、纯闻法师，一直秉承“禅农一致”的禅宗传统，“农禅并重”的宗风规矩与四祖寺一脉相承。当今物欲横流，不少名山寺庙已趋于商业化，金钱至上，唯有少数古寺依然在坚守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农禅规矩。在这里讲述一个虚云老和尚的故事：1956年，虚云已是117岁高龄，那年，真如禅寺住有一百二十多僧人。他身体力行，带领众僧开垦荒地二百多亩，旱地一百多亩。此后，每年可收水稻近十万斤，各种杂粮十多万斤，禅茶数百斤，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了。当时，云居山的生活非常清苦，众僧的劳动量很大，也很紧张。由于真如禅寺在抗战期间被日军焚毁，满目废墟，虚云来到云居山的目的就是重建寺庙，重振“农禅并重”的宗风，因此，除了耕种、盖庙、建房子，以及日常的坐香、上殿外，他每天还要带领大家划定很大面积的荒地来开垦，如果白天完不成，晚上接着干，直至把任务完成为止。有时要将盖庙、建房子的材料运上山，坐完养息香及四支香后，赶夜借着月色微弱的光亮，徒步三十里路去到山下挑上山。。回来休息不到两个小时，又要上早殿。早殿、早堂过后，早板香只坐半小时，又要打板出坡。所以，那时的生活紧张、忙碌、艰苦，但大家的道心都非常坚定。而且晚上还要两人一班，每班两个小时轮流看守稻田，防止野猪来犯。因为那时山上的野猪、老虎很多。当谷子开花后，快成熟时，野猪就成群结队跑来稻田偷吃庄稼。只要有一只野猪叫，其它几十只野猪就闻声而至，大肆吞噬稻田里的谷子枝秆，顷刻间一大片稻田全被啃毁殆尽。虚云老和尚年纪虽然那么大了，还是坚持要参加晚上看守稻田的轮班工作。当时海灯法师在山上当住持，他看到虚云老和尚都这样辛苦，于是也来参与轮班。这种精神，不仅是佛教界的仪范，也是我们全社会学习的楷模。

   但凡经典的东西，都是从磨难中沉淀出来的。无论是黄梅戏曲，还是农禅宗风。这一趟问梅寻禅，曾经的疑问，都得到了更好的诠释。从黄梅戏与丫丫戏在苦难中生根发芽，到四祖寺与真如禅寺在劳作中参悟禅机，黄梅览胜带给我的，不仅是跨越地域的文化共鸣，更是一场关于生命韧性与精神归宿的深刻启迪。无论是艺术还是信仰，其最动人的注脚往往不是高高在上的风雅，而是扎根泥土的坚韧。当灾民在逃荒路上唱起凄美的曲调，当僧人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，他们都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一个真理：真正的经典从不畏惧苦难，而是在苦难中汲取力量；真正的修行从不脱离尘世，而是在尘世的劳作中慰藉灵魂。

  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时代，我们或许都在心中修行，守一份“农禅并重”的清醒，不驰于空想，不骛于虚声，在脚踏实地的耕耘中，寻得内心的宁静与笃定。这，便是鄂赣大地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馈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