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
   魏晋南北朝史官制度对史传文学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其一，为史传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；其二，加强了史学与**的关系，史传文学成为为**服务的工具，文学色彩渐趋淡化；其三，史传人物类型逐渐向上层转移，传主选择范围逐渐缩小。

关键词：魏晋南北朝；史官制度；史传文学；影响

1 史官制度概说

   中国史官制度在不断发展中创新改革，并且史官制度建置的时间较早，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的面貌，出现了先秦巫、史不分的情况，史官的长官的指责和责任分别是占卜、祭祀。西汉的太史令不仅掌握天事还掌管人事。到东汉时期史官和天官的职务是分开的，太史令不在一身兼两职，但是太史还有修史的职务，并非自己本职。在后期兰台史令和著作东观慢慢的发展成为了修史观，曹魏设置了专职了史官，西晋时期设立了著作局，在此之后著作制度经久不衰，史官制度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。

2 魏前史官制度

   最早的史官是根据记载在黄帝时期，但是这样的说话可信度不高，但是史官出现最早在中国确实是事实。但是史官出现最迟的时间在殷时，这个从金文甲问可以证实，在殷商时期史官已形成。在殷商时期史官和巫官掌握的都是神权并没有明确的分工，最初被称为“贞人”，后背称为史官。主要的责任负责占卜和记事。史官制度在殷商时期的发展是基础，盛行在周代。制度更加完善，周王世和各诸侯国都有完整的史官制度，并掌管记言记事。在春秋战国时期。随着社会和王室动荡不安，史官制度也没有废除。公元前 211 年，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实行了文化专制的政策，西汉时期没有设定太史，东汉设定了太史令，但是主要职责发生了变化。史官制度形成在殷商时期，随着历史不断的进步发展史官制度不断的完善，史官制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。

3 魏晋史官制度

   史官制度的发展在魏晋时期是最重要的。专职的史官著作官开始于魏曹，但是专门修史的机构开始于西晋时期，但是著作官也不能全权负责修史，其他兼职的史官也得参与其中，可见他们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魏曹史官制度主要的责任是著作郎制，担任修史的职责和掌管着宫中的起居。晋承传了魏的制度，设立了著作郎，还设定了专门的著作机构。但是这个机构虽然在外朝，但是还兼职宫内的事物，这样的现象从东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唐初。两晋著作局设立了著作郎。著作郎又被成为大著作主要的职责是写哀策问和碑文，攥写史记。两晋时期史官不仅有著作官还有长官国史的秘书监。可见魏晋的史官不仅传袭了前代进行了创新，两晋时期的史官对南朝史官制度有较大的影响。

4 魏晋南北朝史官制度对史传文学的影响

   以文学相魏晋南北朝统治者大多好为文学，士族之间亦标榜，因文才而进入仕途者颇多。史官选用响应上层**者的号召，极为重视文学才能，吸引了更多的人重视文学。社会对史官及其作品的认可影响了一代文风，并促进了文学自觉的进程。首先，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重文才对当时及后世的文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《史通》言：“但自世重文藻，词宗丽淫，于是沮涌失路，灵均当轴。每西省虚职，东观伫才，凡所拜授，必推文士。”大批文士进驻史馆，不仅参与修史，还撰写诗文，成为当时文坛的主要代表，执一时文坛牛耳，如晋末宋初的谢灵运、宋齐的沈约、魏齐的邢邵。谢灵运“少好学，博览群书，文章之美，江左莫逮⋯⋯每有一诗至都邑，贵贱莫不竞写，宿昔之间，士庶皆遍，远近钦慕，名动京师”，开启了山水诗创作的新风，后世追随者不断；沈约“博通群籍，能属文⋯⋯撰《四声谱》，以为在昔词人，累千载而不寤，而独得胸衿，穷妙其旨，自谓人神之作”。他的四声说对当时五言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《梁书·庾肩吾传》言：“齐永明中，文士王融、谢胱、沈约文章始用四以为新变，至是转拘声韵，弥尚丽靡，复跄于往时。”邢邵“十岁，便能属文，雅有才思，聪明强记⋯⋯自孝明之后，文雅大盛，邵雕虫之美，独步当时，每一文初出，京师为之纸贵，读诵俄遍远近”。与温子、魏收并称“北地三才”。在他们周围都有一批朋友相互赏析文章，讨论文学。在谢灵运周围，有谢惠连、颜延之、范泰、刘义真、何长瑜、苟雍、羊堵之等；在沈约周围有谢眺、王融、何逊、任畴、周颐、范云、吴均等；在邢邵周围有阳固、裴伯茂、邢罘、陆道晖、王昕等。他们相互唱和、相互支持，共同的诗文活动引领了一代文风，在当时文坛上掀起了一丝波澜，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其次，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重文才促进了社会重文学的风气。这一时期的史官大多以文学见长，很多都有作品传世。依据正史本传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经籍志》等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史官中很多都撰有集。魏晋史官 80 人，其中 50 人有集，占 62．5％；南朝史官 108 人，其中 42 人有集，占 39％；北朝史官 166 人，其中 25 人有集，占 15．1％。李善注《文选》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 130 人的作品，其中任职过史官的有 23 位，并且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陆机、谢灵运、江淹都担任过史职。这一时期的文学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形成一种群体风格，而每一种代表性的风格中都有史官的参与，如太康诗风中的张载、张亢、陆机、陆云、潘岳、潘尼，游仙诗的代表郭璞，玄言诗的典型孙绰，元嘉体中的谢灵运，永明体的典范沈约、宫体诗的代表徐陵，小说界的干宝、吴均、陆琼，文学批评领域的陆机、徐陵，“北地 i 才”的温子异、邢邵、魏收等等。创作如此丰富、风格如此多样化的史官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力，而这种结果的产生与任用史官时重视文才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这一时期的史官在官品上虽只是六品、七品，但著作官属于清官，实际**地位远高于同品级的其他**，为高门士族所喜任。史官选用重文才，感染着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人，或欲以文才进人仕途，或欲炫耀文才以便得到重视。他们纷纷加入到文学创作的大流中，创造了浓厚的文学氛围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，推动了社会喜好文学的风习。最后，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重文才是文学自觉的反映，也是促使文学自觉的重要因素。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说：“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，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，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，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‘文学的自觉时代’，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(ArtforArt’sSake)的一派。”这一时期是文学自觉发展的特殊时期，文学素养是士人所共同追求的目标。史官选用重文学素养即文学自觉化在史学领域的反映，是文学对史学的渗透和影响下的产物。李少雍说：“这三部史书(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魏书》)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六朝文风的体现者，与文学发展的总进程有密切关系。而且，不论在记事载言方面，还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，史传文学都代表着当时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。史官群体有意识地将文学手法运用到撰写史书的过程中，以“文”运“笔”，以致刘知几感叹：“此乃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，欲称实录，其可得乎?”⋯"。从史的角度来考量文学，为文学活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。反之，史官任用重文学素养又加速了文学自觉的进程。同时兼具史官与文十的身份，其创作为文学注射了新的活力，如史书中单列《文苑列传》并选录文学作品，陆机在《文赋》中对文体的分类，李充在《翰林论》中对文体风格的论述，沈约的“四声”“八病”说及其对诗歌审美创作的影响，对文学自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结束语

   史官与文士身份的“一身二任”现象，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数见不鲜。这一时期史官任用尤其重视文才，亦导致了一些弊端，如史书的文学性、文字的晦涩等，从反面证明了文学的发展对史学的渗透和影响。

参考文献:

[1]郑华萍.魏晋南北朝史 官制度与文学[D].南京:南 京师范大学,2018.

[2]丁鼎.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[J].云南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3(6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