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平江乡下都是大集体、吃大锅饭，靠挣工分过日子。早上七八点，太阳上来了，生产队喇叭一喊，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粗声一叫：“出工哒！出工哒！都到地里做事去！”

一声喊，家家户户的劳力就像一群鸭子样，呼啦啦往田里赶。扛锄头的、戴草帽的，男男女女一路扯白话、嘻嘻哈哈，一起往地里走。

到了地里，一共也就十几二十多个人，不是什么人山人海。那时候做活都分季节，除草就专一除草，犁田就专一犁田，不会乱七八糟混到一起。

粗看过去，人都在动，细看就晓得——只看到人在磨，没看到事做好，没功劳、没绩效，多半是磨洋工、拖拖拉拉。这个直起腰歇口气，那个慢慢挪几步，大集体做事就是这样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，混到时间就算数。

队长在田埂上来回走，管得很严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哪个不像话，当场就吼，吼得人脸上挂不住。老实人最吃亏，明明在死命做，还动不动被他挑毛病，甚至拉去批斗；那些滑头、会看脸色的，他反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大家肚里冇得几粒米，清水粥喝得寡淡，饿得咕咕叫，可表面上还要有说有笑、装得乐呵。我四姑也在里头，跟乡里婶子大娘东拉西扯，把饿和累都藏在心里。

在这一群人里，我父亲最不一样。

他手脚麻利，做事又快又周正，别人半天搞不完，他几下就做得熨熨帖帖。可他人品极好，不管旁人多慢、多拖拉、多不上心，他从来不说闲话，不指责、不抱怨、不嫌弃。

别人磨洋工，他不吱声；别人混时间，他不计较；别人做得差，他从不去指手画脚，更不在队长面前多嘴。他只埋头做自己的，做得又快又好，为人却和和气气、平易近人，对谁都客气，是队里公认的厚道人。

我是1976年生的人，那真是个最难熬的苦日子！

那时候大集体管得严，好多人家饿得肚皮贴背脊骨，顿顿清水粥，米都没几粒，树皮、草根、红薯藤，能填肚子的都往嘴里塞。

可我屋里原本日子是好过的，比一般人家都强。不是我屋里有什么来头，是因为我爹胡了安，手脚麻利得很，做事又快又扎实，同样的工夫，比别人最少快三分之一。别人磨磨蹭蹭凑数，他是实打实肯干，所以屋里光景一直比旁人强。

我娘卢利花，人勤快、会持家，把一家老小照顾得妥妥帖帖。

我上头有三个姐姐，原本她们也能过点轻松日子，可我一出生，一切都变了。她们小小年纪就跟着屋里受苦、造孽，有吃的先让着我，有穿的同样先让着我，小小肩膀就跟着父母一起扛家里的难处。

在我们平江乡里，那时候重男轻女厉害，三个姐姐让着我这个唯一的弟弟，我成了屋里的宝贝疙瘩。

我一落地，可把一家人高兴坏了。我爹胡了安这辈子就盼着一个儿子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我娘卢利花虽然刚生完身子虚，可看着怀里的我，眼里全是温柔和希望。按照我们平江的习俗，孩子出生第三天要办三朝饭，也叫三兜饭，一来报喜，二来贺喜，图的是红红火火、长命百岁。

那时候村里绝大多数人家都穷得揭不开锅，莫说办酒，就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，很多人家生娃，也就是自家亲人凑在一起说几句吉利话，根本不敢办三朝饭。可我家不一样，我爹能干，我娘会持家，日子在村里是顶好的，办几桌酒席完全不在话下。我爹当即就决定，要风风光光给我办一场三朝饭，让所有亲戚邻居都来沾沾喜气。

消息一传开，外公外婆第一个赶来了，老人家揣着鸡蛋、红糖，还有亲手给我缝的小衣裳、小鞋子，一进门抱着我舍不得放手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平安长大、长命百岁。舅舅们扛着自家种的大米、红薯，还有攒下来的挂面，一进门大声道贺，说我家终于有了传后人，以后日子必定更红火。姨夫、姑姑、姑父也都陆续赶来，有的送布料，有的送鸡蛋，有的送几个铜板，礼虽轻，情意重。表兄弟表姐妹们更是跑前跑后，帮着搬桌椅、烧柴火、洗菜端碗，屋里屋外全是热闹的身影。

邻居们也一个不少全都来了，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，大家手里拿不出什么贵重礼物，可人人都带着一片真心，有的端一碗自家省下来的米，有的拿几个鸡蛋，有的带一把青菜，全都满脸笑容进门贺喜。大家都说，胡了安夫妇为人厚道，做事勤快，如今得个宝贝儿子，是老天有眼，是积来的福气。

我爹忙着招呼客人，递烟倒茶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娘坐在床边，看着满屋子的亲戚邻居，听着此起彼伏的道喜声，眼里含着泪，却是幸福的泪。屋里摆了七八桌，桌子是从邻居家借来的，板凳是自家攒的，饭菜不算奢华，在那个年代却已是顶顶体面：有米饭、有腊肉、有煎得金黄的糍粑、有自家腌的咸菜、还有炖得香喷喷的土鸡汤，香气飘满整个院子，飘到了村口。

大人小孩坐得满满当当，欢声笑语不断，大家举杯祝福，说着吉祥话，羡慕我家日子红火，羡慕我爹娘有福气。那一天，是我家最风光、最热闹、最幸福的一天，所有人的笑容都那么真诚，所有的祝福都那么滚烫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场热热闹闹的三朝饭，竟然是我家好日子的顶峰，更没有人想到，这场喜气洋洋的聚会过后，等待我们一家人的，是无边无际的苦难和深渊。

那时候乡亲们都来贺喜，一进门就喊：

“哎呀了安啊！你这下烧高香哒，得个崽，后继有人哒！”

“了安媳妇！你好福气，三个女儿护到一个儿子！”

我娘笑着客气：“莫夸莫夸，苦日子还在后头咧！”

有老乡打趣：“了安啊，你屋里现在风光，餐餐有米饭，我们都喝清汤！”

我爹也笑着回：“要得要得，要来吃饭随时来！”

大家嘻嘻哈哈，乡里乡亲，嘴上闹归闹，心里都羡慕我家日子好过。

可谁也没有想到，我一落地，不仅没有带来福气，反而把一家人拖进了无边的苦海。

早在我出生之前，队里就有人看我家日子红火，心里不平衡。我爹胡了安和另外三个做事能干的人，被人家暗地里扣上“四人帮”的帽子，说他们拉帮结派、占尽便宜。

其实都是冤枉。我们一家人没害过人，没偷过抢，全靠一双手苦干实干，才比别人过得好一点。

祸事终于来了。

我出生办完三兜饭没多久，队里的种子谷被人偷了！

种子谷是来年的希望，事情一出来，整个队里都炸了锅。

那些早就眼红我家的人，趁机把脏水全部泼到我爹胡了安头上，一口咬定是他和那几个人偷的。

明明是栽赃，明明是冤枉，可在那个年代，有理也没处说。

我爹胡了安被人拖出去，一顿吊打，打得死去活来，浑身是血，站都站不住，甚至被人残忍抽掉了中指骨，最后还被关在大队部，一关就是一个多月。

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，我家的好日子，彻底到头了。

人被关着，家里也被抄得干干净净，农具、粮食、能用的能吃的，全都被搬走。

好好一个家，一夜之间家徒四壁，什么都不剩，只剩下半缸米。

我娘卢利花看到有人要把最后半缸米也搬走，急得发疯，扑上去死死抱住米坛子，把红薯丝、红薯渣铺在上面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。

她哭着喊：“你们要搞就搞我！这半缸米是五条人命啊！搬走了，我们一家五口只有饿死！”

那一幕，我虽然才出生几天，却深深刻在了我的骨头里。

我爹被放出来以后，家里一无所有，日子艰难到了极点。一家五口要吃要喝，我又太小，嗷嗷待哺。

大集体管得严，正大光明赚不到一分钱，我爹没有办法，只能深更半夜摸黑上山，偷偷砍楠竹卖。

等全村都睡熟了，他一个人上山，黑灯瞎火，路陡草深，又怕被人抓，又怕遇到野兽，硬是咬着牙扛下楠竹，偷偷卖掉换点油、换点米、换点粮，养活一家人。

被抓到就是批斗、吊打、扣帽子，可他不怕，他只怕我们饿死。

那时候我娘饿得一点奶水都没有，我饿得哇哇大哭。她把那半缸米熬成最稀的米汤，一口一口喂我。

别人的孩子是喝奶长大的，我是喝我娘的血长大的。

我娘饿得脸色惨白，浑身浮肿，路都走不稳，却把最后一口吃的都留给我。她硬是凭着一口气，把我这条小命保了下来。

后来日子稍微松一点，我娘总会给我煎几块糍粑，还是当年的香味。她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崽啊，你要记住，我们一家人没害过人，没偷过抢，你爹是被冤枉的，但我们不能输骨气，再苦再难，也要有志气，硬气地活！”

1976年，我出生在平江，出生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。我一落地，就把父母拖进苦海，让三个姐姐从小跟着受苦造孽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愧疚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在心里发誓：我一定要争口气！

做一个有温度的人，

做一个有血性的人，

做一个心里有大爱，能做大事的人！

不管日子多苦，不管受多少委屈，我都要堂堂正正、抬头挺胸地活下去，做一个不服输、不低头的平江人。

我骨子里一直想做个心有大爱、能做大事的人，可现实却啪啪打脸。如今四十多岁，依旧未婚，半生平凡，只剩一身傲气撑着自己。这些年我埋头创作，写下几十位将军、几十位企业家的《沁园春》，也写渔鼓调，写英雄，写烈士，写老板。我以笔墨为人生，以诗词抒情怀，用他们的精气神激励自己，哪怕生活再难，也绝不弯腰，守住一身傲骨，活出平江人的硬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