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条泥巴路被雨水冲出深深浅浅的沟，两旁土墙根长满了狗尾巴草。每年过年回村，我的脚都会不自觉地拐进这条巷子，停在那扇熟悉的木窗前。巷口老王家的收音机正飘着歌：“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，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”，调子悠悠的，像浸了二十年的月光。窗棂褪了色，糊窗的报纸换成了化肥袋里衬，可我总能看见她十二岁时的模样——坐在门槛上喝粥，嘴角沾着饭粒，抬头看我时眼睛亮闪闪的：“等等我呀！”

我们同岁，从光屁股玩到小学毕业，整整六年形影不离。她家门前有棵梨树，春天开满白花，风一吹就像下雪。每天上学我都要从她家窗前过，她总在吃早饭。有时塞给我一个温热的煮红薯，或是几把炒瓜子。我们一路小跑着去学校，书包在身后啪嗒响。她跑得比我快，两根黄毛辫子在晨光里跳，辫梢红蝴蝶结像团小火苗。

小学毕业那天，我们在村口打谷场交换礼物。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，她给我一颗玻璃弹珠，里面嵌着红黄蓝三色花瓣。“对着太阳看，可好看了。”她神秘地说。我送她一本新笔记本，扉页用铅笔工整写着：“祝前程似锦”。那时我们都不懂，有些人的前程，就像没来得及开的花苞，风一吹就落了。

暑假过后，她没去镇上的中学。我每天故意绕远路从她家门前过，木窗总是关着。窗台上的凤仙花开得正艳，却再不见她探出头来笑。母亲说她爹在采石场摔伤了腰，家里欠债，她得去省城的纺织厂做工。我开始在她家窗外等，放学后的黄昏，周末的清晨，梨树叶沙沙响，像她没说出口的话。偶尔见她娘提着药包匆匆进出，看见我，只是轻轻摇头，眼角的纹路里全是苦涩。

十八岁那年过完年，我跟着村里人去广东打工。临走前，我鼓起勇气敲了那扇门。开门的是她娘，背驼得像张弓。“阿姨，小芳在哪？”她娘眼睛一红，摇摇头：“那孩子命苦，你别问了。”门轻轻合上，吱呀声像根针，扎得我心口发疼。

在东莞电子厂，我站在流水线前，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，直到手指发麻。宿舍挤着十二个人，夏天像蒸笼。睡不着时，我就摸出那颗玻璃弹珠，对着窗外工地的灯光，看里面模糊的花瓣。二十岁那年，我托老乡打听到她在省城纺织厂的地址，写了封信。信很短，就问她还记不记得那颗弹珠，过得好不好。投进邮筒时，手心的汗把信封都洇湿了。

一个月，两个月，半年。信石沉大海。我想，她大概早忘了我这个儿时玩伴，忘了巷口的梨树和弹珠里的花。

时间推着人往前走。我结了婚，妻子是隔壁生产线的工友，贵州人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我们有了个女儿，取名“芳芳”。妻子问为什么叫这个，我说，春天生的，听着暖和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偶尔会想起那个跑起来辫子一跳一跳的姑娘，想起她说“对着太阳看，可好看了”，那份感情，深埋在心里，像箱底那颗弹珠，蒙着时光的灰。

三十二岁那年春节，我带妻女回老家过年。年初三，我又鬼使神差地走向那条巷子。梨树还在，粗壮了不少，枝桠都伸到窗台上了。她家的木窗开着，一位白发老人坐在窗前晒太阳——是她娘。“阿姨......”我轻声唤。老人慢慢转头，眯眼看我很久：“小军？”

她颤巍巍站起来，从屋里拿出个锈铁盒：“小芳留给你的。”铁盒打开时吱呀作响，里面是我送她的笔记本，扉页上“前程似锦”已经泛黄。本子里贴着糖纸、邮票，夹着干花瓣。最后一页，整齐叠着那张我小时候给她包伤口的手绢——洗得发白，但干净。手绢里包着那颗玻璃弹珠，还有封信，字歪歪扭扭，像左手写的。

“小军，我知道你每天在我家窗外等。我右手被机器轧坏了，再不能写字。这信我练了很久。你的信我收到了，可我配不上你了。我订了婚，是厂里的保安，他不嫌弃我的手。别等我了。那颗弹珠，你要对着太阳看，可好看了。”信纸右下角，有个深褐色印记，像干涸的血。

这时老王家的收音机又响了，还是那首《窗外》：“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，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”。老人哽咽着：“那孩子，为多挣点钱给她爹治病，每天加班到深夜。机器把右手卷进去，三根手指没了。她不肯见你，是觉得自己残缺，配不上你。嫁人后跟丈夫去了外省，八年没回了。这本子她一直带着，前年才托人送回，说要是你回来，一定交给你。”

我握着弹珠，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，里面的三色花瓣在光影中旋转，把二十年的时光都浓缩在这一瞬。远处传来妻子的呼唤，她在灶间帮母亲备年夜饭，女儿的笑声像银铃。我们都走上了各自的路，像两条相交后的直线，越走越远。

去年秋天，我收到从外省寄来的包裹，是本相册。第一页是她和家人的合影——她站在中间，微微笑着，右手自然地藏在身后。她胖了些，眼角有了细纹，但眼睛还是亮闪闪的。照片背后写着：“我们都好，希望你也好。”

今夜月光很好，我坐在阳台翻那本相册，楼下不知谁家又在放《窗外》。我摩挲着掌心的弹珠，忽然懂了，有些爱就该留在记忆里，像弹珠里的花瓣，永远鲜活。就像她十二岁的声音，总在风里轻唤：“等等我呀！”